P.H.A.N.D.A.X.I.U.M

这座纪念碑的由来，是苏联红军为了纪念自己于1945年率先攻入纳粹德国首都的的伟大胜利——尽管类似主题的纪念碑在柏林的东边有一大把。这座纪念碑是苏联人用被拆毁的纳粹首相府的石块修建而成的，并别出心裁地嵌入了两辆最先攻入柏林的苏军坦克实物作为附加的装饰。然而建成不久之后，这片土地却被规划至由美国控制的西柏林，成为了民主世界的一部分。这给东德政府造成了不小的痛苦，按照东西德关于此事互相谅解达成的协议，信仰共产主义的军士每天都要去城市的另一边，守卫一座歌颂占领军的纪念碑，不让任何自由的公民靠近。

这种黑色幽默也许是给予乐于树立纪念碑的爱好者的启迪：一座不能与它的信众见面的纪念碑，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能将它所承担的权力象征有效地释放。即便在今天，这座位于布兰登堡门西侧的苏联战胜纪念碑仍然矗立着，荒唐地存在着，暗示着一种信仰曾经对于永恒纪念物的喜好。

伸向云霄的巨手

纪念碑这种有趣的东西，见证了人类渴望永恒的永恒偏执。从古埃及的方尖碑到华盛顿纪念碑，它都是信仰、权力和胜利的可见标本。当历史跨入20世纪的门槛，新的建造手段和意识形态成为公共纪念建筑的曙光。每种新主义都痴情于将自己凝固成“石头建造的交响诗”，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

对于红色政权来说，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本能渴望肇始于1918年，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不久，就颁布了《苏维埃共和国纪念物法令》。这份呼吁“尽快摧毁为沙皇及仆从歌功颂德的旧制度的纪念物，以伟大的革命家、艺术家的纪念碑取而代之”的法令由列宁本人亲自签署，大批沙皇时代的建筑（不仅仅是纪念碑，还包括有相关装饰的房屋）被风风火火地拆除。在列宁的督促下，有关部门拟出了六十六人的名单，由列宁再一次签署，以命令形式颁布。有幸荣登名单的人有斯巴达克斯、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五花八门的“革命者”，也有圣西门、欧文、马克思、恩格斯、巴枯宁等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还有托尔斯泰、门捷列夫、肖邦这些文化与科学界名角。

之所以选择纪念碑这种形式，用列宁的话说，是因为这些纪念碑“将是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最好教材”。俄国共产党人正在酝酿人类史上最大的社会结构变革，他们的理想在于缔造一个彻底以旧换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需要一些必要的小纪念品，作为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勉励。新兴的政权亟需自我肯定，这种情结当然是人之常情，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在1918至1921年四年间，苏联雕刻家建造的两百多座纪念碑中，有不少刻画的是列宁本人。

1931年，上百年历史的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在一声巨响中被炸毁，这座建筑曾被建造来纪念俄罗斯人抗击拿破仑的胜利。炸毁教堂的决策是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共同作出的，苏维埃领导人希望在这座旧时代的教堂废墟上看到另一个象征，一个既能凝聚力量，又能放射威信的纪念物。三年后，一个建设方案获得批准，教堂的土地上就要建起一座新的“社会主义宗教”教堂——苏维埃宫，基础建筑将高达三百米，敬奉一个新的神明。顶端将矗立起身高一百多米的列宁雕像，从莫斯科每幢楼房的每扇窗中，每一个公民都能望见列宁的右手伸向云霄。在他的阴影下，这种教化世人的意图不言而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就将苏联卷入战火，这座图纸上的纪念碑再也无法成为现实。可正也是这场战争，让苏联拥有了在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向世界输出各种纪念碑的机会。列宁虚幻的手仍然挥舞在半空中，向着西方的地平线，高大而神圣。

“纪念碑是廉价的！”

1945年，苏联军队带着赤红的旗帜，率先攻入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持续六年的欧洲战场的战争就此结束。作为20世纪的十字军，俄国人带去的不仅是坦克，还有新的信仰。来自东方的士兵们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摧毁这个邪恶的帝国，更是要立即着手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一种在他们的祖国已经被实践过的，行政高效、信仰坚定、旨在消灭社会不平等的制度。这种梦想即将在柏林——一个新的前线——与西方的社会价值进行冲撞。

在东柏林，大大小小的纪念碑被树立起来，用以提醒所在地的街坊邻居谁才是“自由之神与人类的救星”。不仅是在东德，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斯洛伐克……数以万计的纪念碑如同图钉一般，被按在社会主义阵营控制的地图上，将风水钉死。不久之后，东欧国家的纪念碑不再是单一地歌颂苏联红军无名英雄，它们开始表现苏军将领、苏联领导人、共产主义著名人物、乃至本国现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可歌可泣之处。这种狂欢般造碑的目的显而易见，在东欧新的信仰政教合一的形势下，最广泛地向人民传播福音，宣讲人类未来的幸福彼岸。

在社会结构中，纪念碑建筑也成为了一个城市的种种次中心。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与官方演讲被安排在这些不朽的花岗石周边，半个世界的人民通过露天的再教育向莫斯科礼拜。除了东欧，在奥地利、蒙古、中国东北等地，也有大量从苏联进口的纪念碑，作为苏军曾经路过的证据。受到红色文化辐射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建造属于本国的丰碑，赞美领袖和赫赫战功、赞美新文化与新价值、赞美无名的劳动者和战士。从东柏林到哈瓦那，从北京到布拉格，从平壤到华沙，适合本国国情的本土化纪念碑被树立在城市的最中心：铁托在南斯拉夫建立了象征三个民族团结的三柱石纪念碑；中国政协通过了头戴传统的重檐庑殿顶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方案；波兰将与苏联的战斗友谊写在了华沙的广场上。

与其他国家的热闹劲儿相比，苏联本国反倒没有这么积极。直到战后第十年，朱可夫元帅才给苏共中央打报告，希望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建立二战纪念碑，以便“使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流芳百世”。

1945年建造在东柏林市中心的苏维埃英雄纪念碑，成为了这场造碑运动的开始，有趣的是，这项斯大林亲自拍板的工程，也是在苏联解体后第一个被推倒的红色纪念碑。曾因在上世纪70年代帮助许多东德人翻越柏林墙，而被东德秘密警察逮捕的西德记者舒伯特曾见证过它的辉煌。当他驾驶着后备箱藏有逃亡者的小车驶往东西德边境的时候，每每会路过这个巨大的纪念物。事实上，这一路他会经过十个左右的各种纪念碑，它们在浮雕和建筑方面的艺术成就之高往往让人赞叹。

“在德国，纪念碑是廉价的。”多年以后，当舒伯特接受采访时，他以一个德国人，而不是东德或者西德人的身份说出这样的话。短短的一段柏林墙将世界划开，也把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脾性分裂成不同的模样。即便拥有再多的纪念碑，也不能让强加的信仰显得高尚。

逐渐倒塌的“永恒”

猜猜一个七十岁的父亲能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是什么？除了一把钓鱼竿或者一套高尔夫球棒以外，恐怕再没有什么比一座直达天际的纪念碑更让他终生难忘了。这份温情的小惊喜属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金日成——在他死后十五年的今天，他仍继续担任着这一职位。这座用他的哲学成就命名的“主体思想纪念塔”在1982年完工，高达耸人听闻的170米，由他的儿子金正日监督完工，成为朝鲜首都平壤当时最高的建筑。

在法国现代雕塑家费迪南••里格和西班牙建筑师何塞•路易•赛特合著的《纪念的九个要点》一书中，这两位先驱在一百年前提出了如下的观点：纪念物是人造的里程碑，人们创造它们作为自己思想、目标和行动的象征，使它们超越自己的时代，而成为传给后者的遗产。因此，纪念碑能成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纽带——毫无疑问，朝鲜劳动党人是如何感同身受地赞同这种纪念碑的“纽带”价值。

主体思想纪念塔作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为一个在世的领袖的“思想”的纪念品，将苏联人对于纪念碑意义的探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拓展。它不仅是一种主义一种信仰的胜利符号，更是未来政权交接与思想继承的一次耗资不菲的公证。在主体思想塔下，一种执政理论成为了全体国民都看得见的客观存在，而这种执政理论的创造者有权力，也有责任选择最恰当的接班人。

金日成主席对于这样的个人崇拜并不陌生，在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他收到来自金正日——他的儿子与革命继承人——的礼物是万寿台大纪念碑。纪念碑最主要的部分是一尊他本人的70吨铜像，每天早晨平壤的第一缕阳光，会率先涂抹在这座铜像上，铜像渐渐金碧辉煌，继而光芒四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都没能在死后享受到这样的荣耀，更别提在世时。对于领袖崇拜与社会理想的永恒的追求，在高大、神圣、不朽的形式中被确定。从金字塔到泰姬陵，我们乐此不疲。

相比之下，被密集建造的个人崇拜纪念碑，却有不少远离了“永恒”的初衷。早在赫鲁晓夫时代，欧洲就拆除了上千座斯大林的纪念碑，愤怒的捷克人朝他的化身扔去石块。除了格鲁吉亚，苏联的所有地区都再也见不到昔日到处都是的大胡子面孔。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也是纪念碑爱好者，在从中国得到近七十亿美元（购买力相当于2000年的一千亿美元）的慷慨援助后，他并没有投入经济和工农业，而是大肆挥霍。其中一笔开支，就是在全国修建了各种主题的纪念碑一万多座，其中大部分今天已经荡然无存。

在东西德统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过去五十年里被建造的纪念碑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人崇拜性质的纪念碑已经无处可遁，被大规模地拆除和改建；而带有旧时苏联特征和共产主义特征的公共建筑也受到了新政府的排斥。爱沙尼亚、波兰、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捷克都曾因为拆除事件而与俄罗斯发生了外交摩擦。这些小国甘愿冒风险，也誓言清洗旧日风尘，让人大生感慨。

在经常停电的平壤，主体思想纪念塔顶高20米的火炬却经久不熄，成为了一片黑暗中的亮点。事实上，它也是目前全世界共产主义公共纪念建筑中最显眼的标示。

如果1919年俄罗斯艺术家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能够成为现实，这可能会是对于共产主义这一人类至高理想的最伟大的致敬。在作为构成主义先驱的塔特林的设计中，这座400米高的建筑将用巨型钢条制造框架，两股相互交错的格架式螺旋体直冲云端，在螺旋钢架的内部悬挂着三个巨大的玻璃几何体建筑。最底层的是每年转一次的巨大立方体，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国际代表将集中在这里参加会议；较小的金字塔每月周转一次，将作为共产党人各种活动的场所；最上层的是每天转一次的球体，用作通信和技术中心。

在90年前，共产主义在真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初期，艺术家将激情与理想奉献给了人类的这一创举。只是这一建筑设计大大超出了现实的水平，甚至有些不切实际。而庞大的苏维埃帝国也分崩离析，将我们的星球带入了多极化的时代。在下一个时代，价值观和人的感情不应再只有一种标准，我们的信仰也不再需要花岗岩和大理石来塑型，如果至高理想确实需要一座丰碑来纪念，一代人的内心是最好的材料。